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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公益事业正面临哪些挑战?
来源:人民日报发布时间:2020年06月16日

当前,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、新任务,这必然要求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更加完善和发展。

近年来,我国公益慈善事业,尤其是互联网公益得到了迅猛发展,社会公益慈善的热情逐渐高涨,为转型时期中国“真实社会问题”的应对处理提供了公共智慧,成为推动当代我国公共治理进步的重要路径。

但与此同时,我们必须认识到,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定型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当前,我国社会公益慈善建设受到公益意识扭曲、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导向影响,在公益氛围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仍面临多重困难和亟待破解的挑战。

首先,公益动机不纯,潜伏“作秀”倾向。

近年来,关于部分公众人物和企业“诈捐”的新闻频频爆出,公益服务甚至兴起“摆拍”“走过场”之风,公益“作秀”现象层出不穷,令人瞠目结舌。

纵观这些公益作秀者,其行为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“作秀”:

一是把做公益慈善当成数字秀。尤其是部分公众人物和企业捐助,为塑造公益助人的个体形象,攀比捐助金额,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的方法,伪造捐款数额。

二是把做公益慈善视为媒体秀,铺张设立不必要的媒体宣传和公益活动仪式,以公益制造“卖点”,增加曝光率吸引眼球。

三是把做公益慈善作成表面秀。只求公益之形式,不顾公益之实质,未结合帮扶对象实际需求开展公益活动,将公益助人扭曲为面子工程。对于“作秀”倾向的形成原因,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可视为其源。

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,功利主义的盛行,使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利益,尚未全面认识到公益精神自我实现的内涵。相关“作秀者”仍持有把对他者的帮助视为“恩赐”的“施恩论”,并戴着“施恩”的有色眼镜参与公益活动,这种“作秀”实际上是把受助者置于与施助者不平等的人格地位上,并将公益慈善功利化。

这种以“公益”满足“私利”,将企求效益回报作为内在支撑的行为,实为一种将公益推向形式主义的“伪善”。这种“伪善”一方面,违背了公益慈善服务的人道主义精神,导致公益活动走“形”不走“心”,甚至会引发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不信任心理。另一方面,公益“作秀”背离公益慈善的平等互助内核,长此以往,必将导致公益精神的缺失。

其次,公益自由受缚,存在“道德绑架”。

“道德绑架”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,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要求、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。

俗话说,是非善恶,任人评说,任何道德行为都有受外界道德评判的资格,但道德评判一旦被滥用,将会演变成“道德枷锁”,将行为指向道德的反面。

在人人享有“麦克风”的网络社会,一些“键盘侠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,用非理性表达肆意对他人展开道德评价。这种以道德之“名”行强迫之“实”的“道德绑架”现象,将原本是一个尽己所能、奉献爱心的捐助行为,被愤世嫉俗者恶意揣测,形成负面舆论,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。

于是,我们看到,明星的“粉丝”之间因明星们捐款数额差异相互“掐架”、2015 年天津塘沽发生爆炸,马云的微博下“催捐”声此起彼伏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韩红的慷慨捐助,却被恶意抹黑……这些案例,就是“道德绑架”在公益慈善领域的鲜活映射。

公益慈善的“道德绑架”之所以发生,是非理性社会财富观带来的结果。我国有句谚语,叫“斗米养恩,担米养仇”,意思是在一个人处于濒死状态,你给他一升米,他会把你当作恩人,但你要给了他一斗米,他反而会认为有能力给出斗米者有更多的财富,理应能给予更多,如此念想,便会怀恨在心。这种“担米养仇”现象便呈现出“藏富、炫富及仇富”等非理性社会财富观,这种非理性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判断,于是未能及时捐助者则被扣上“冷血”“无社会责任”的“人设”,遭受言论攻击。

有秩序有意义的公益行动,其正向意义和价值首先建立在参与者自主的基础上,而通过非理性的舆论评论等形式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,是一种道德恐怖主义的情景。一旦道德遭到他人的绑架,那么爱心将会变味,公益精神也将黯淡。

最后,公益监管存疏,成为一片“无人区”。

公益慈善事业监管的目的是促进公益慈善健康快速发展,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需要。近年来,我国公益慈善领域偏差行为不断,公益监管在管理力度和制度上存在缺失,阻碍公益慈善发展。

一方面,部分公益慈善组织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欠缺,公益慈善监管力度不足。近年来,无论是地方红十字会爆出“救灾备灾仓库违规出租 13 年”的丑闻,还是“贵州贫困女大学生吴花燕因病去世,相关慈善机构为其筹资百万却仅拨款 2 万”的新闻,这些公益乱象让人不禁再次审视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营模式。

公益慈善组织接受公益资产,在作出非营利性承诺的同时,落实“公共责任”是其治理模式的核心。低层次的公共责任包括财务管理完善、杜绝违规行为,而运用科学管理手段、最大效率实现其公益目标是对公益组织高层次的责任要求。

然而,我国大多数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和业务能力不高,仅能勉强履行低层次公共责任,仍存在违规筹款、侵占或贪污捐赠物款、违规扩张商业业务等乱象。且由于大多数慈善机构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,部分政府部门不仅未履行监管职责,擅自挪用捐赠款的行为也时有发生,令人痛心。

另一方面的监管困境,则体现在制度建设层面上,尤其是新兴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监管制度缺失。

近几年网络公益危机事件频发,如“慈善妈妈”王玉琼事件、“罗尔事件”微信营销骗捐、网络传销平台案等,这些案例均和我国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有关。

一是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准入标准亟待健全。由于网络公益众筹涉及诸多领域,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准入监管涉及民政、工商、电信、网络监管等部门,使得网络公益领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“三不管”地带。

二是网络公益众筹行业标准亟待建立。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主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等条文为指导依据。

网络公益众筹虽然推动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,但是目前我国还未制定完全适用于网络公益众筹的行业标准,难以驱散网络公益众筹领域的阴霾。

【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涵养好品德——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〉十讲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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